五金在我国一些乡村地区，由于交通不便，要想足不出村实现转账、汇款、办理社保卡等基础金融服务，还面临诸多困难。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不仅仅体现在信贷领域，更包括资金流动、保险保障、风险管理以及日常交易等多方面的需求。从金融供给角度，还应包括保险、担保、期货、投资、债券发行等。普惠金融应帮助农民和小微企业更好地管理资金流、家庭财产理财、规避风险、保障生活，实现长远经济效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以来，经过十多年实践，我国普惠金融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当下一项重点任务。如何做好普惠金融这篇大文章，发挥其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需要我们进一步准确把握好其中的道与术。

　　乡村普惠金融，总体来讲它强调的是服务乡村的普及性、广大农户及其他主体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这不仅是一种金融服务模式的转变，更是从思想、理念到方式、方法的蝶变与升级，是对金融价值新取向，金融功能的新定义。为此，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理解。

　　相对传统意义上金融对服务对象资质、现金流、抵押物、征信记录等严格要求，普惠金融强调金融需求供给的包容性，服务方式的包容性，金融交易方式方法上的包容性，信用偏差及修复过程中的包容性，风险偏好与管理的包容性。包容性金融在于消除金融服务中的壁垒，服务应当覆盖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那些传统金融体系无法有效覆盖的边缘化以及社会弱势群体和地区。

　　乡村地区涉农主体、农户对金融的需求，常常面临着征信不完整、缺乏有效抵押物、没有符合规定完整的财务报表，加上许多农业生产周期与金融交易周期不匹配，许多农民、农村企业主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难以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融资支持。而普惠金融通过理念转变，以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打破了这一僵局，让乡村能够容易获取、信用、保险等有效金融资源。

　　普惠金融在乡村的落地，解决了很多涉农主体当下金融需求，但普惠金融长远目标是着眼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产业发展、促进广大农民富裕的目标，推动乡村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经济能力提升。毕竟金融基本的作用，还是促进资金在实体经济中有效融通。发展性金融强调的是发展可持续性，不仅要关注当前经济发展，还要将社会的长期发展放在重要位置，避免单纯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等长期利益的倾向。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全面推动农村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发展是系统工程，普惠金融为这些领域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不仅有效缓解乡村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还能促进农村产业升级与多元化发展，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截至2023年底，普惠型涉农达12.59万亿元，同比增长20.34%，增速超过各项平均增速10.2个百分点，利率同比下降0.87个百分点。

　　普惠金融的社会性，不仅在于金融能提供融资、保险等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回应社会关切、推动乡村社会有序变迁、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等方面作出贡献。普惠金融社会性体现在消除贫困、创造就业、推动起点公平等社会责任担当上，体现在金融资源公平的配置上，重点解决资金“苦乐不均”问题。普惠金融倡导的正是金融资源应当更加倾斜于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在乡村地区，更多关注那些无法通过传统金融方式获得支持的群体。

　　普惠金融的社会性要求金融产品的设计不仅仅考虑经济回报，还要考虑社会效益。例如，乡村金融机构可以提供低利率的，支持农业、环保、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社会公益项目，推动乡村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准确把握乡村普惠金融的道与术。通过金融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更好地组织广大农民，促进乡村有效治理。通过金融手段，构建联农惠农富农机制。

　　习总指出，普惠金融要雪中送炭、服务民生。人文性金融彰显普惠金融的温度，强调对人文精神传承及对人文社会的深切关怀，强调金融应当与人的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关注个体的困难与疾苦，关注人的社会价值与尊严。普惠金融不仅是资金流动，更是促进乡村契约型社会构建，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互助。人文性金融的理念源自对人的尊重，人的主体性尊重，强调金融服务的人本追求，应当具有助人自助的社会功能内核。

　　乡村普惠金融，通过打造又普又惠、好用不贵的中国特色普惠金融体系更好服务乡村经济社会。普惠金融不仅关注经济增长，强调“金融服务每一个人”的理念，还主张通过金融的力量，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摆脱贫困，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人文性金融的意义还在于培养乡村社会及居民的金融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提升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习总明确指出，“农村金融仍然是个老大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要在体制机制顶层设计上下功夫”。普惠金融是价值、是目标、是方法，是社会的广泛共识与认同，是乡村社会金融发展的取向与选择。乡村普惠金融拓展，是乡村社会对金融的新定义、新期待。

　　普惠金融从本质属性上讲是金融，遵循的是金融基本逻辑与规则，做到有借有还、保险保障闭环、投资与收益对称等基本要求。普惠金融更加关心的是低收入群体、乡村居民及小微企业，但不是简单的经济慈善或捐赠、救助。普惠金融要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实现金融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从而激发经济活力，推动社会进步。普惠金融的发展建立在商业可持续基础之上，需要金融机构的自身盈利能力，需要乡村社会良好的发展环境，通过构建符合乡情、合理服务模型、方式，通过市场化手段来实现“普惠”目标。

　　普惠金融的核心是“普惠性”，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金融手段帮助低收入群体和偏远地区的居民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促进社会在金融资源配置及金融发展权利上的公平。既“普”又“惠”是普惠金融的核心，偏离如此，任何形式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绝不是“高利贷金融”，不应该通过高利率来获取本并不富裕的广大老百姓利益。高利贷金融和普惠金融有着本质的区别。普惠金融通过普及性和可及性，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公平，而高利贷破坏乡村社会脆弱的经济秩序，损害乡村金融发展环境。

　　普惠金融不是传统意义上一般性商业金融，强调金融资源覆盖农村、贫困地区、低收入人群，关注金融可得性、覆盖面，以很低的金融成本帮助这些群体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生产发展，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乡村普惠金融更强调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与促进，更加凸显金融性、人民性功能，需要定制化的金融产品、专门化的金融政策、构建独立化的金融监管体系。乡村普惠金融要针对乡村产业发展结构及实际信用状况，创新符合乡村社会特点的信用评级机制及产品、风控模型设计，要有单独的运营及考核机制。

　　当然，普惠金融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平衡社会责任与商业运作的双重任务。如何既实现金融发展的可持续，又摆脱传统金融束缚，基于信用和信任，通过创新发展，表达金融负责任的社会态度和价值取向。

　　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远不止满足信贷需求。它不仅包括、融资等信贷服务，还涵盖支付、保险、储蓄、投资等基础金融服务。普惠金融让乡村大多数人尤其是农村和低收入群体能够有机会自主、自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提升金融素养与自我发展能力；能够平等地享有各类金融资源与服务，逐步减少贫富差距，推动社会的均衡发展，充分彰显金融的社会张力。

　　在我国一些乡村地区，由于交通不便，要想足不出村实现转账、汇款、办理社保卡等基础金融服务，还面临诸多困难。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不仅仅体现在信贷领域，更包括资金流动、保险保障、风险管理以及日常交易等多方面的需求。从金融供给角度，还应包括保险、担保、期货、投资、债券发行等。普惠金融应帮助农民和小微企业更好地管理资金流、家庭财产理财、规避风险、保障生活，实现长远经济效益。

　　在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不能忽视风险管理，这是金融发展的底线要求，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普惠金融也是金融，自然也存在经营风险。如何在发展中识别风险、避免风险、管理风险，是普惠金融发展中面临的重要课题和任务。普惠金融在为乡村低收入群体、农户、小微企业提供服务时，由于乡村产业较为脆弱、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影响大，信用建设不够完善，则风险管理任务更加突出。

　　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建立在有效风险管理基础之上，需构建完善的信用评估体系和风险控制机制。要深化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手段，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改进授信审批和风险管理模型。金融机构应当根据不同群体的风险特征，设计符合其需求的金融产品，同时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风险预测和管理精准度。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强监管工作力度，防止出现违规借贷、过度授信、虚假保险、资本泡沫等金融风险。

　　（一）不迷信单纯线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数字经济的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与壁垒，为乡村发展与转型带来新的机遇。面对广袤的乡村和分散的金融需求，数字化、线上化技术和服务方式的进步，能够让普惠金融更好落地乡村，金融资源触达性变得相对容易。金融科技的应用，使从海量用户中通过低成本准确获客成为可能，使便捷服务客户、有效进行风控成为现实。

　　但我们应该看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发展方向，普遍意义上的乡村数字条件并不完善，围绕生产、生活、生态的数字化互联互通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乡村的数字环境、数字意识以及数据应用能力还没有完全形成，数字金融监管、风险防范水平亟待提升。一些不法互联网中介正是利用城乡数字发展的代差，恶意造假；还有一些互联网机构，凭借数字技术优势形成的数字垄断，以便捷之名行高额利率之实，破坏了乡村普惠金融发展生态。实践中，普惠金融既要积极依托平台，充分运用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工具，又要因地制宜，根据真实需求，在乡村特有的熟人社会中，坚持走线上线下相互结合的服务路径。

　　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在于需求与供给方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没有信用作保障，普惠金融难以向下生长。乡村普惠金融不能单纯、过分地依赖传统抵押文化和担保文化，而是要根植于广大农村、农企、农民具有朴素的契约精神和朴素的信用文化之中，通过产品创新，挖掘与利用乡村潜在信用价值。不能因为个别信用违约事件否定乡村信用体系基础。

　　从金融供给端着手，大力发展乡村产品，促进经济发展，培育乡村信用的经济基础。从社会的角度，激发信用意识，建立完善信用奖惩机制、评价机制、变现机制。良好的乡村社会信用环境，进一步奠定了乡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基础；普惠金融的普及又将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截至2022年末，在全国范围内累计评定信用户1.15亿个，信用村29.24万个，信用乡（镇）1.42万个，有条件地区评价信用县232个。

　　习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切实解决难贵问题。”根据乡村产业多样、形态多元、需求多种的特征，从银行、保险、期货等多个维度、多个产品提供乡村普惠性、综合性金融服务。对于信贷需求，建立健全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提升首贷、续贷、信用贷在信贷投放中的比例。结合乡村需求和现状，拓宽涉农主体融资渠道，稳妥推广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林权抵押。积极探索开展禽畜、养殖圈舍、农机具、大棚设施等涉农资产抵押。拓宽经营主体直接融资渠道，完善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募投管退”机制，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方式。优化“银行+保险+期货”模式，更好满足涉农经营主体的产业促进、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需求。大力发展普惠型涉农保险，推动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积极发展面向老年人、农民、新市民、低收入人口、残疾人等群体的普惠型人身保险业务，扩大覆盖面，提升保障能力。

　　既然普惠金融不是一般性商业金融，就需要实行差异化监管、差别化支持。发挥货币信贷政策、财税政策、监管政策、产业政策等联动激励与约束，优化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工具，优化普惠金融专属的政策体系。在乡村普惠金融的促进中，发挥强化货币政策的引领作用，运用支农支小再、再贴现、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宏观审慎评估等政策工具，扩大普惠金融业务在新型经营主体、广大农户的覆盖面。强化《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的规范约束，针对乡村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优化普惠金融监管考核指标和风险权重等监管制度，健全差异化监管激励体系。从政策层面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宽容，提升不良容忍度，提高普惠金融领域不良处置效率。